分享会预告｜农村地区慢病防控：社会部门如何参与？

过去几十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新时期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带来劳动力城市转移、农村空心化和乡镇合并；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别是农村）将导致医疗卫生支出的快速增长，而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让未来的社保基金持续减低。但受财政投入、医疗保障体系、收入水平等多方因素影响，如何持续保障卫生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可负担性、以及质量？

我们先从需求端、供给端和管理端来了解。

从需求端看，疾病负担从流行性疾病转向慢病，且近10年农村的增长率高于城市。我国有2.6亿慢病患者，所导致死亡占总死亡的86.6%，导致的疾病负担超过疾病总负担的70%。慢病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据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医生诊断的显示79%患有慢病，而实际数据要更高。

到2030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将至少增加40%，约80%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死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给个体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另外，心理类疾病也属于慢病范畴。农村地区有1600万留守老人，而农村中老年人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在2018年达到40%，高于非农业户口的26%。代际支持减弱以及其他替代性支持匮乏是重要的社会原因。

医防融合政策强调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农村和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并大力推进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变。《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提出加强医防合作，推进慢病防、治、管整体融合发展。具体到基层，在区、县层面形成了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防控主体、疾控中心和县医院指导，以相关基本公卫服务为主要内容（如建档、健康教育、老人/糖尿病/高血压/重度精神疾病等健康管理等），以家庭医生为抓手的服务模式。

那么是否落实基本公卫服务就可以做好慢病防控？这是肯定的，但仅完成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中的指标性工作或许还无法做到足够好。一般认为，以社区为本的综合干预最有成本-效益比。综合干预通常针对慢病的多个风险因素采用健康教育、膳食和运动干预等多种策略。即，在基本公卫服务的范畴内，让不同层面的服务供给方把目标从指标完成转向慢病防控，建立更整合的综合干预模式。但农村地区由于资源和人才薄弱，落实工作比城市更困难。

社会部门在慢病防控的投入多集中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能力提升或者在特定病种的筛查。此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尝试，在慢病管理的基础上和社区健康教育进行更深入的整合与绑定，更能发挥社会部门的优势，比如支持乡镇卫生院主导慢病自我管理小组和健康志愿服务小组。那么，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尝试综合干预模式有哪些经验？还有哪些薄弱点未覆盖到？或者存在哪些优化的可能性？

在回应农村慢病问题时，养老服务机构亦是重要的参与方。国家将医养结合提至国家战略，其中之一是提升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能力。而在以乡镇卫生院为主的支持外，养老服务机构在不同养老模式下嵌入健康服务有哪些潜在的机会？

本次分享会，我们将以议题解读、案例分享、和议题扩展的方式，来探讨上述问题。

 乡村卫生健康联合行动 

2020年，由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益响、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周大福慈善基金会等多家机构共同发起“乡村卫生健康联合行动”，旨在透过经验分享、议题研究和学习、联合行动等方式，来支持成员机构乃至行业加深对该议题的认识，探索社会部门可发挥价值的干预点，提升公益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共同贡献于中西部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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